警惕“有价无市”煤价还能疯狂多久？
在宪法法院体制下，由于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没有适用宪法和解释宪法的权力，因此宪法规定其它国家机关具有违宪审查和解释宪法的提请权。
因此，虽然其形式上是法律，但实质上只是一个行政法令（Verordnung），其制定权限属于享有行政权的国王，而议会只对此行使同意权而没有否决的权力。尽管迄今为止建立司法性的宪法保障是一个大的趋势，[51]但反对的意见也一直存在。
【注释】 [1]对林来梵、韩大元、陈端洪、高全喜等讨论的主要参与者的观点梳理与评析，可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亦即既判力并非均得适用于任何情形，例如，以程序上之违法为理由而拒绝发证之处分被判决撤销确定时，以处分为违法之既判力，对因未经正当程序而发生之损害之赔偿请求诉讼，虽有意义，但对因拒绝发证而不能营业所发生之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则未必适切有效。明确将明显不当作为合理性问题，而非合法性问题处理。相反的，将明显不当作为一个撤销理由对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本就意味着将明显不当视为一种违法。[49]他们从既判力角度予以分析：依据既判力肯定说之理论来处理行政行为撤销或驳回诉讼判决之既判力问题，似系极为简单明了之事，惟如由赔偿责任上之违法与撤销处分上之违法间，有不同之基本前提来看，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在明显不当为合法而不当的情形下，我们得出的法律后果是不予撤销—不予赔偿或者不予撤销—赔偿。See Michael Supperstone QC James Goudie QC, Judicial Review, Butterworths, 1997, PP.35-40. [19]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行使的这项评判权利不同于司法审查等由有关国家机关在事后作出的审查。
以此为基础，它应当对各类风险食品划分等级，在划分等级过程之中，同样需要履行公告、征求意见、解释、说理和反馈等程序性义务，从而在社会公众、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专家之间达成共识。这一简单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基于风险评估的行政调查制度之中。需要强调的是，立法者在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建立这两个信息数据库的过程中，要确保其能及时获得真实、可靠和充分的信息。这是指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运用行政权力的过程提出意见和评价的权利。
（3）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从一些省市实践来看，通常将肉制品、乳制品、特殊膳食食品归为重大以上风险食品。
四、基于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调查之行政法建构 以上分析表明，面对当前我国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形形色色的风险食品，面对社会公众日益增强的食品安全风险意识，且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资源极其有限的多重困境，基于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调查不失为有效化解诸多两难的科学方法。【注释】 [1]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是一个法定术语，它是指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具体包括9项一级指标：（1）生产经营场所。比如，2009年12月张家港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始实施的《江苏省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分类分级监管规定实施总体框架（试行）》[9]中以两项风险指标——该种食品近年来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频率，生产与加工过程中是否容易发生添加违禁物质等质量安全问题——将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风险食品为三种类型[10]。
由于现代行政法的核心使命，始终是为行政活动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评价和理解框架[5]。就对企业的分级等次而言，则应当与风险食品的分级等次相一致，即4个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另一方面，在确定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调查等级之后，行政机关将合理分配调查频次，对风险等级高的企业，增加检查频次，对风险等级低的企业，减少检查频次，从而避免食品质量免检制度下放任检查，无视保护社会公众健康权益的弊端。以江苏省为例，根据该省质检局2011年提供的一项统计数据，该省有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企业11，080多家，质检机关直接监管的食品小作坊13，158多家，而该省质检系统共有食品监管人员332人，监管人员与监管对象数量比大约为1：73，特别是基层质检机关经费处于长期短缺状态[31]。
当调查一项风险的边际成本等于调查一项风险的边际收益时，风险调查的有效率的点就产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风险减少（假设用M 表示）。[30]参见[瑞]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该项职能其实包括3个层次：对于对企业的行政调查等级，立法者依然需要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应当履行信息公开、征求意见、公告、说明理由、反馈意见等程序性义务。面对科学事业，专业领域内的科学家显然比作为通才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话语权[24]。
能够较好平衡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和执法者，食品安全风险调查机关必然会在搜索和甄别某一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所需成本及该信息所能产生收益之间进行调适。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公众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说明理由的事项范围应当与其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的评议事项范围保持一致。而本文所提出、且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实践的[33]基于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调查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三）依据风险系数分值，确定调查等级 通过对风险食品以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防范风险能力的分级，就比较容易确定调查等级。由此可见，基于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调查能够较好的确保行政机关理性地行使裁量性调查权力。
而将粮食加工品、食糖等归为一般风险食品[14]。可见，行政机关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行政调查时，也面临着交易费用难题，或者通常所说的高昂的行政执法成本。
1．服从、配合以及如实提供相应信息的义务。这意味着，在我国，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调查，由原先的分环节、分部门调查的体制——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国家行政机关分别对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消费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加以调查，转变为集中调查体制，即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除农产品以外的食品安, 全风险实施集中式调查[38]。
可是，如果要将这样一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为行政机关和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规范，并让社会公众知晓，从而能参与监督，则需要通过行政法来规范化。[5]参见[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
（一）建构食品安全风险指标体系，确立风险食品类型 对食品作不同风险类型的区分，是经由一整套科学的食品安全风险指标体系评价与衡量所完成。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风险食品的分级类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防范风险能力的分级类型以及行政调查等级类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应当保持一致，即4级。从行政管理精细化角度而言，当然可以对这9项一级指标作进一步细化，从而形成三级，甚至四级指标。（3）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
这些论述表明，风险评估的性质属于一项科学事业，而科学只是描述客观世界，它是经验的，不是规范的，就是什么提供可验证的描述以及相关解释和推论，而不强加应该是什么的判断[25]。立法者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履行对就其管辖范围内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风险食品建立信息数据库的职能是设计该项制度之重要前提。
如果将这种略带管理学意味的描述转化为行政法上的话语，那就是风险评估是借助于科学知识来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调查的过程合法化，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合法化[27]模式，即通过设计科学的食品安全风险指标体系，合理地为食品生产企业所生产和加工的食品的风险分级。立法者需要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应当依据对风险食品以及企业防范风险能力的分级，对本辖区内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确立行政调查等级，规定相应的调查频次以及作动态调整之职能。
3．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说明理由的权利。可见，行政机关在依据风险指标判断不同食品安全风险时，需要结合本地区生产、加工和销售的食品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应当强调的是，行政法在建构该项制度过程中，需要确保上述三类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并根据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防范风险食品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引发的风险食品等级变化以及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期望值的改变等因素，不断调整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特别要注重规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社会公众享有充分的正当程序权利，以及行政机关所负有的程序义务。同样，该项权利具有与评议权类似的功能。[10]即高风险食品、中风险食品和低风险食品。前者如，建立该项制度的法律依据、事实材料、科学证据。
一般而言，食品安全风险一级指标的3个子项之间有正相相关关系，比如，某一食品安全风险危害程度越大，往往意味着涉及范围越广，并且该食品安全风险的属性具有暴露情况的未知性。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在于：能够确保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性的调查权力符合理性。
（7）制定和实施生产过程控制要求。显然，食品质量免检制度无法实现该目标，因为这是放任食品安全风险，任其自由泛滥的没有效率的行为。
具体步骤是：行政机关首先要确定总分值，比如，100分。莫于川：《中国行政调查制度的若干问题与完善路向》，载《学习论坛》2011年第4期，第69-73页。